S镇是粤西传统农业镇，由于地形缘故，雷竞技平台镇上离市区128公里，是广东省三个离市区超过100公里的乡镇之一，故被称为所在市的“西伯利亚”。S镇镇域经济发达，开设有各类店铺，既有服务于生活的餐饮、理发和服装店等，也有服务于生产的碾米店、五金店和农资店等，另外也有一些教育机构和小型工厂作坊。

　　综合来说，S镇镇域经济以熟人社会为肌底，其最大的特征就是非正规性，而这一特征与本地社会是深度嵌入的。

　　一是空间利用的非正规性，一个空间可以有多种用途，既可以同时具有生活和经营的功能，也可以容纳多种经营形式。

　　二是用工的非正规性，对比起城市正规经济中严格的用工规定，S镇生产经营中的用工显得更加灵活和随意。“另一个服务员是88年的，在这家店做了好多年，中间几进几出，刚开始在这里做，怀了双胞胎辞工了，后来又回来做，中间还去她老公的烧卤店做了一段时间，再回到这里的。”

　　三是经营的非正规性，经营范围可以随时根据不同时期的行业特征调整经营品类，同时，由于熟人社会的属性和较低的经营成本，进出的机制十分灵活，即“船小好掉头”。镇域非正规经济既不形成具体的某个产业链，也并不形成产业特定区域，更非标准化，然而也存在细分领域。

　　一是经营种类上的细分，尽管镇域经济大多围绕着实用的生产生活，但是也出现了诸如女性护理之类细分。二是指兼业，主要是指一个经营者扩大自己的业务覆盖范围。这主要是由于镇域市场属于基础市场，基础市场的特征是小而分散，作为地方性的区域市场，和外部市场的联系有限，经营规模或者范围不够大就很难形成足够的效益，“我月嫂，临时工，钟点工，摆摊都做，做很多种工作才能养活一家人。”

　　非正规属性则构成了镇域经济活力的主要来源，并发挥着多重功能。首先，以非正规经济为主的镇域市场既是信息交换的空间，也是社会交往的空间。在这里“中介者”或“经纪人”十分典型的存在。红姐年轻时曾在广州打工，在天桥上卖过东西、做过家政也开过服装店，结婚生子以后就回到镇里照顾家庭。

　　回到镇里以后，红姐一边组织了一支家政服务团队，一边在镇街街口摆摊。红姐手下的服务团队也不局限于家政行业，而是高度灵活、具有很强市场适应性的团队，除家政外，还能够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和电工等。团队成员是红姐的亲朋好友和熟人，例如一些在家照顾孩子，没有正式工作的妇女。红姐主要按人头进行微薄的抽成，从中获得一些收入。

　　另外，摆摊经营的范围也很广，既有家畜家禽，也有粗加工的农产品，还有红姐采集而来的中药材等。在多元化的经营模式中，红姐积攒了一定的人脉资源，她的朋友圈甚至成为一种公共平台，偶尔也会有人求助上门，比如老人托红姐帮忙卖个小狗。红姐说，“人脉就是我的资源”，而这种灵活的经营模式，不仅给个人带来了收益，也成为一种公共品，以低成本的方式解决本地人的各种需求。

　　其次，非正规经济能够和镇域农民家庭的策略选择相契合。一位母婴店店员告诉我们，她是86年的，2012年左右回来结婚，在这之前一直在东莞工作。回来以后她就找了这个母婴店的工作，距家也就几分钟的电动车车程，照顾孩子和老人十分方便。事实上，从家庭的角度看镇域非正规经济可以有三点优势：

　　一是镇域经济的非正规性构建了低成本的生活生产秩序。极低的准入门槛和灵活的调整空间决定了镇域市场提供的产品是高性价比的，与之相配套的是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低物价、低工资和农业生产的补充，为本地的家庭提供了一个足以保障生存的社会环境，减轻了家庭照顾的负担和外出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为家庭的发展性需求提供了蓄水池。

　　二是为农民家庭的经营提供保障。调研发现，镇上有相当一部分家庭的母亲都是在孩子教育关键期回乡照顾，当孩子上了大学以后又外出务工，整个过程能够保持相对弹性的状态。在母亲回家照顾孩子的这段时间内，非正规的镇域经济就为她们提供了灵活进出的就业创业机会，让返乡的母亲也能够从事生产经营，使得一个家庭而不至于因为教育在收入上大打折扣。

　　因此，非正规经济灵活的进出机制与农民家庭生命周期是高度契合的，为农民家庭家庭分工的灵活调整留有余地，实现了农民家庭分工在城乡空间上的整合，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和缓冲服务。

　　三是非正规经济哺育的社会关系网为农民家庭带来外溢福利。农民通过家庭分工来撑起“城乡之间的家”，然而这种基于理性的策略选择在带来优势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后果，如夫妻分居带来的家庭稳定性问题。

　　我们在走访S镇过程中得知，家庭稳定性危机并非空穴来风。但广场舞的兴起却很好地缓解了这一问题。镇上的广场舞队很多成员都来源于一起在工厂小作坊从事劳动的妇女们，这些工厂为妇女提供了一个社会交往的平台，让她们在业缘关系的基础上结成趣缘群体，并有效地填补了她们的空闲时间，间接提高了农民家庭的稳定性。

　　最后，镇域非正规经济与本地教育相辅相成。镇域经济对教育的哺育作用有两个方面：

　　一是镇域经济分化程度不明显。调研发现，镇上的家庭大多经济水平相当，家庭策略的选择也是相似的，即通过在家务农与在外务工和在镇上参与轻量商服业的方式，拓宽家庭经济的来源。较低的贫富分化为镇域家庭提供相对宽容的生活环境，在家务农和育儿养老可以降低家庭生活成本，在地参与商服业则形成相互提供低成本生活条件的社会生态，通过这种方式，乡镇家庭得以更加从容地生产生活，而不必背着沉重的负担被迫城市化，更多精力也就能够投入于孩子的教育。

　　二是镇域经济的积累哺育教育优势，经济稳定发展意味着政府有更多的资源用于投入教育，提升教育的硬件和软件，最重要的是，镇域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为乡镇留住教师，因为教师具有家庭生活的需求，在镇域经济发展较为完善的情况下，老师在当地成家立业的可能性也比较高。“异地教学是比较不方便的，老师没成家前可以把99%的精力放在工作，雷竞技平台成家之后可能就只有80%，人都是有私心的，如果我的家就在这里，我坐到晚上十一二点回去都没问题，当老师家在本地，就随时可以知道自己的家里面的事情。”

　　与此同时，教育对经济也具有反作用。主要体现在镇域教育为经济发展带来人口基础和催生相关产业。中国家庭资源的流动趋势是向下流动的，家长的注意力大部分都在孩子身上，而孩子的教育可以说是一个家庭最关切的事情，教育发展起来，自然而然能够吸引人和留住人，家庭的衣食住行都会产生市场需求，这部分需求也能够催生相关产业，例如教培、餐饮等。

　　非正规的关键在于低成本，低成本的核心在于人口聚集。S镇的人口聚集一方面得益于镇域完善的教育体系对人口的吸引，另一方面和低成本的经营和低价服务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点和广州市的康鹭片区的经营逻辑是相通的，康鹭片区的低成本之所以能成为强势优势，核心的运作逻辑就是，用低成本和低价格吸引大量人流，人口集聚以后，不仅原有的产业发展起来，次生产业自然而然发展起来，同时也维持在一个相对低价的水平。

　　一方面低生活消费有助于降低劳动力成本，为产业发展提供劳动力优势，另一方面，人口聚集带来的密集消费能够稀释开店的经营成本，形成循环后能将当地塑造成低成本运行的系统。

　　S镇的镇域市场种类完善和丰富的经营内容，能够满足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需求。从公共服务的角度出发，S镇的非正规经济是一种非政府供给的公共服务。政府进行公共服务供给的逻辑是政府在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利用公共财政资金投入与社会和民生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工程，通过财政的方式承担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责任。

　　而S镇内以非正规经济为主的市场经营，则为我们展现了另一种共同参与式的公共服务供给路径。在镇域熟人社会中，自发形成了一种低成本的经营路径，一方面将镇域范围内的衣食住行等消费需求满足在镇，另一方面又与农民家庭的经济水平、家庭生计和生命周期相互融合，由此形成一个良性的经济社会运行系统。